“夜晚”——如果那真的是夜晚——格斯纳再次出现时，递给我一小杯水，还有一片药片。

“你可以睡了，柯克兰医生，你可以一直这样嘴硬下去。我们有办法在不留下任何外伤的前提下，让你……变得永远无法工作。比如给你的手注射点什么……让你再也上不了手术台。”

我终于抬起眼，冷冷地盯着他。却仍不说话。

“还是——你以为冯·比尔肯贝格会来救你？”

他慢悠悠地说，“别做梦了。你不过是个披着医生外衣的婊子，玩女人的军官名册比你的处方还厚，没人会傻到为了个女人赔上自己的前途。如果不是你确实医术过人，留着你还有用，你早该被我们和犹太猪们一起枪毙。你知道吗，柯克兰医生？时间会杀死你。”格斯纳弯下腰端详着我的脸，“比手术刀更快。”

我当然不信他口中关于维尔纳的污蔑，也没搭理他——他们不会蠢到现在就剥夺我作为“资源”的价值，那是他们的底牌；现在提及，是想让我的信念快点瓦解。医生最怕的是不能救人。不过，我知道他还能做其他恶毒的事情：在你耳边昼夜播放滴水声或者电报的嘶鸣声，让你的心跳和心绪都比老太婆的毛线团还要混乱；在你食物里掺杂轻泻剂一类的玩意儿，让你在最脆弱的时刻丧失尊严。

让你相信你快疯了。

某个时刻（我分不清是哪天，什么时候），一名我从未见过的德国军官走入了我的拘押室。他领章是黑色的，一片橡树叶，是个年轻得过分的上校——脸上有道闪电形状的长伤疤，眼睛像水晶珠那样蓝，眉目深刻，身姿挺拔，一身灰绿色党卫军军服，脖子上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在昏暗的房间闪着阴冷的光。他身上还挂着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勋章。

“柯克兰小姐。”他倒是不咄咄逼人，以一种分外彬彬有礼的语气说道，“您的下一次供述，将直接决定您的去向。”

“我的去向？”我重复。

“是的，若您不肯交代，您将被移交雷恩盖世太保地区总署。他们那里处理犯人只会较圣马洛更严格。”

“我没有需要交代的事情。”

我看着他。他以一种既惋惜又尖锐的目光看着我。他拿出怀表，打开表盖，递到我面前，说：

“那再好不过——抓紧时间考虑。”

又是维尔纳的那块怀表，表盖里刻着“爱征服一切”的那块。毫无疑问，他是替维尔纳传话的信使。我猜——他可能是克拉拉的上校丈夫，维尔纳的儿时玩伴，军官聚会那次他也来了，但未打照面。他既然不自报家门，我也并不问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在他这类人眼里，我“阻碍”的成分应该远高于“女人”。

他说完这堆没用的话就离开了。

门又一次关上。我在冷寂里闭上眼。

我知道他在试图告诉我什么——维尔纳不能公开干预。在圣马洛，这个人的军衔足够高，才能在这个节骨眼来这一趟，说那些场面话也是为了和我“碰头”。

我理解。我目前还足够理性。维尔纳在争，我也必须等——争一个调令，等一份“身份豁免”的公文，或一纸将我秘密转移的命令。

他在苦苦挣扎。所以，我也必须撑住。

又一次问话结束后，那位脸上有道伤疤的上校又来了我的监室。我依然没有交代任何事情。

他这次没戴他的骑士铁十字勋章，敞着军服外套，未戴军帽，应该是私下来的。

“晚上好，柯克兰小姐。”他懒懒地说，“我答应了一个人，给您传达一份讯息。您应该知道是谁。”

他掏出一封信件，军用信纸，折成规整的三角，密封处盖着战地宪兵印章。

“请帮我读出来。”我沙哑地说。我眼前一片片发黑，属实不想阅读任何文字，尤其是德语。

他瞟了我一眼，没有拒绝我，只不动声色地展开纸张。

“鉴于被拘押人艾瑟尔·柯克兰为德军人员于军事行动中抢救之对象，且其医疗身份已由地方指挥部确认，为我军于布列塔尼大区稀缺的医疗资源，现暂缓移交雷恩盖世太保总部，转送至医务观察设施，由地方指挥部监管。”

他读完，抬起眼。那双眼睛里没有情绪，我心底却泛起难以名状的微光。

“他……还好吗？”我问，声音几不可闻。

他没有回答，只将信纸折起，收入怀中：“有件事我认可他。治疗颅脑损伤和神经类创伤方面，你确实是‘稀缺资源’，不是‘间谍嫌犯’。明白了吗？医生，你得把自己养得还有使用价值，而不是成为一具只能被肢解的尸体。你不希望那个人抱着你的尸体嚎啕大哭吧。他成年以后，我还没见过他哭。”

他说完这句话后顿了顿，俯身低声道：“顺便提一句，如果你敢拒绝进食，他们可就有理由对你‘强制营养输入’了。到那时，那个人也救不了你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

我笑了一下，是的，我明白——他们甚至不需要打我，只需要让我在恍惚与病态中自废。

没多久，也可能很久——我被蒙上眼睛，带走转移了。

我直到被带进囚室才被摘下眼罩，应该经过了三层，或者四层楼梯。囚室改建仓促，砖墙斑驳，堆满潮气，但已经比先前的环境改善了许多。一道木门，窗户涂上了石灰，连月光也无法照进，只能隔着石墙听到隐隐约约的海浪声音。房间里有一张床，一张旧书桌，一盏似乎永远不会熄灭的煤气灯。

一开始，没有人来。

甚至不再有人来对我用刑，我想我是从“被捕”变成了“软禁。”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昏昏欲睡的时候，才听见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。

门没有开。

“艾瑟尔。”门外的人低声道，“是我。”

我走到门边坐下，倚着门，抱着膝。心跳缓慢，一点加速的趋势都没有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忍住的——没有起身，没有扑向门口，没有大哭不止，只是看着那扇门，仿佛能透过它，看见维尔纳像我最爱的桦树那样站在那里。本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嗓子却仿佛被棉絮堵住。

“我时间不多，”他与我仿若心有灵犀般，“你不必回应。”

维尔纳并没安慰我说“别怕”。他太了解我什么性格了——也可能因为他自己比我更怕。

“什么都不要说，也不要激怒他们，如果他们再来的话。再等等我，我答应过你，会让你活到战争结束。”

然后他停顿了一下，低声道：

“现在我不能离你太近。你明白的。”

我闭上眼，手紧紧握住膝盖。

——我从来就明白。

我们必须隔着门，隔着身份，隔着敌国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，相信彼此尚能存活——而不能对话。

“坚持住，别倒下去。我等你回家。”

他的声音陡然止住。我立刻知道，时间到了。靴底在石地上划出短促的一声，然后转身，快步离去。

我再次独处。

我仰头望向天花板，上面爬着潮气凝结成的线条，可能和德国人哪个倒霉战壕的路线图差不多。

耳边只剩下煤气灯轻微的“噗噗”声。

这场战役还未结束。他们仍在等待我开口。而我，仍在坚守着我不开口的理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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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出自英国诗人亨利·泰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