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个晚上过去，我能感觉自己的心境从里到外都换了一遍。

我再不会为了弟弟的死而哭泣了。还有太多事情等着我去做，我不能沉溺于此，更不能停滞不前。夏侯和的牺牲会深深封印在我的心底，我不会忘记。以后回到京城，面对兄长和家中女眷，我也会坦然去承担我应该承担的责任。

无论经历了怎样的痛苦和挫折，人，都是会坚定地向前走的，这是生而为人的坚韧之处。当然，走不出去的话，可能也就永远走不出去了。

我重新将手上所有的事务梳理了一遍。

陈氏勾结蜀汉余孽，意图谋反作乱一案，我下了最终判决，决定处死陈氏家主和两个成年的儿子，家中其余老少上下，一律赦免，但让他们缴纳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家产作为罚金。拿钱保命，这样的事在任何朝代都不算稀奇，我还给他们留了三分之一，已经是非常仁慈了。

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对陈氏处罚太重，实则不利于凝聚民心。不能不惩处，但又不能惩罚太重，分寸必须好好拿捏。这个方案是我跟曹植商议之后，认为还算不错的。

陈氏家主慨然赴死，对于我饶过他的家族反而感激涕零。至于那几个被抓到的蜀汉死士，自然是斩立决没商量。

这件事落幕之后，诸葛亮的首级也结束了公开示众，重新被收进那个放满了粗盐的木盒里，和我的奏章以及两封亲笔信一起，由专人护送，露布天下，送去了京都洛阳。

奏章是以齐王曹植的名义写的，他还特意给我看过，写得中规中矩的，十分客观。我自己的家信，一封写给曹叡，一封写给兄长夏侯霸。

我很抱歉又让夏侯霸代替我承担这份压力，总觉得像是将自己捅出来的烂摊子丢给了兄长。夏侯家这一辈的男丁又少了一个，又有一个兄弟再也回不来了，我不敢想象夏侯霸会是怎样的心情，更不能去设想一向与夏侯和关系亲近的夏侯惠的想法。

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夏侯惠本来就与我关系生疏，夏侯和一死，日后的兄弟关系说不定会出问题。但我无暇顾及尚未发生之事，也无法控制他人的情感。

给曹叡的信，我倒没有过多提及自己的心情，重点在于强调趁热打铁、一举攻下蜀汉。

这段时间里，成都方面的情报陆陆续续传了过来。正如我们所预料，蜀汉朝堂乱成了一锅粥。

诸葛亮死得太突然，甚至不像原本的历史中那样有时间和机会去安排他的身后事。这样一来，应当由谁来接替他成为下一任丞相就成了悬而未决的议题。而成都一战造成的冲击又过于巨大，一时之间，竟然真的无暇顾及，至今仍旧悬而未决。

星寰推测，蜀汉很有可能不会再有“丞相”了。我也持相同意见。没有人能够拥有诸葛亮样的威望和能力维持对朝堂的掌控力。缺乏诸葛亮的背书，有能力的候选者们互不让步，谁也不愿屈居人下。

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样大好的局面绝对不能白白浪费。我将形势、利弊、解决方案在信中一一向曹叡阐明，努力说服他同意曹植在奏章中提出的计划——备战半年，两路并进，对蜀汉展开灭国之战！

我觉得曹叡不会不同意。这么明显的局势摆在这里，任由谁都能看明白。他的顾虑只有可能来自物质层面。兵员、粮草、武器装备，要展开一场灭国之战，这些方面的储备也必须比现有的提高一大截。诸葛虽死，蜀汉还有名将魏延，文臣还有杨仪，还有数万精兵，不能掉以轻心。

我跟星寰还有曹植熬了几个晚上，全面盘了一番国内目前的兵力储备和财政情况。得益于曹植之前辅政几年，对朝廷的真实情况知根知底，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可靠的讨论数据。

按照我们的推算，魏国现在的财政还算马马虎虎。这几年没有特别大规模的战事，因为我的不断捣乱，历史上诸葛亮的六出祁山除了第一次如期完成之外，其它都已经“无”了。现在连诸葛亮自己都“无”了，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军费开支是可以控制的。

我比较担心的是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，这段时间，东吴可能会不安分。历史上东吴不止一次对曹魏使用诈降战术，每次都能造成一些损失。因而我建议曹叡下令给淮南的曹休，随便找什么借口，提醒曹休拒绝接受东吴任何人任何形式的投诚。相对比较好的是，孙权始终没有称帝，东吴在名义上仍是魏国的封王，“投诚”这事在逻辑上站不住脚。

未来半年，如果能按照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，我将在永安新造三百艘战船，集结五万水陆兵力，储备好相应的粮草。司马懿在长安汉中也足以准备六万以上的兵员。蜀汉目前剩下的全部兵力，按照我们的推算，真实数字不会超过七万人，不管他们对外号称三十万还是五十万。以这样的军事实力对比来打这一仗，没有打不赢的可能。

我们信心十足地将这份奏章与我的信件一起送去了洛阳。不管曹叡给我们什么样的答复，也不管这个答复何时到来，下一个阶段都已经开启了。